后来据说是介子推自己的一个跟班可怜他，为他打抱不平，写了篇诗不像诗，文不像个文的东西，挂在宫门上，用龙比喻晋文公，用五条蛇比喻曾经追随晋文公五个亲信，说龙已经升上了云端，四条蛇也找到了各自的发展空间，就只有一条蛇独自哀怨，看不到自己该处的位置。晋文公出门，看见这篇东西，马上明白了，说：“这是说介子推啊。我正在为王室的前途担忧，没有考虑到他的功劳。”便派专人联系迎介子推进京，但介子推还是跑了。晋文公还不甘心，派人去找，听说他最后进了緜上山里，就绕着緜上山一圈，都封给了介子推，算是介子推的田邑，号称介山，晋文公作口头批示，说：“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错，同时表彰好人。”

实话实说，介子推在晋国的历史上，无论是正向，还是反向，都没有起过什么明显的作用，司马迁为什么要在《晋世家》里，花这样多的笔墨来写他呢？

其中当然有表彰晋文公虚怀若谷的一面，但我想，最主要的理由，恐怕是这样的例子，能够借介子推的口，侧面反映在权力漩涡里挣扎的人的本能反应，而为晋文公以后晋国大臣的僭越之举，以至最后的赵、韩、魏三家分晋，埋下伏笔。

可以为我们的这一说法提供旁证的，是同样一个介子推，《庄子》里还写了他“割股以食文公”（也就是割自己的大腿肉给落难饥饿的重耳吃）和“抱木燔死”（因为觉得后来重耳背叛了自己，他愤然离去，竟抱着棵大树自焚了），这两件事，后来演变成“割股啖君”和“入山自焚”两个典故，在以后的历史上，是介子推故事的标配情节，而司马迁当然是读过《庄子》的，但《史记》却对那两个故事只字未提，可见司马迁对于介子推史料的采用，是严格地限定在能够为《晋世家》中心叙事服务的范围之内的。

相比之下，《晋世家》的后半段里，写继位之后逐步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的晋文公的文字，远没有前半段写他因骊姬之难流亡国外精彩。不光不够精彩，甚至还有写失手的时候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写到文公伐楚，周作《晋文侯命》，而引出的那个《尚书·文侯之命》的公案。

说是晋文公五年，楚国包围了宋国，宋国就向晋国求救。这让晋文公很是犯难：要救宋国的话，就要跟楚国开打，但楚国对文公是有过恩德的，这怎么可以打呢；但要是不管宋国呢，宋国也是对晋国有过恩德的，麻烦了。这时候老臣先轸，给文公出了个主意，找曹、卫两国的麻烦，帮宋国解套，而楚国因为跟曹、卫两国关系不一般，果然把围困宋国的部队给撤了。

楚国将领子玉咽不下这口气，在楚王的勉强同意下，再度对晋用兵。晋国这边呢，再次用了先轸的计谋，私下里跟曹、卫两国讲和，让曹、卫两国跟楚国掰了，另一方面又把楚国的使者抓了起来，以激怒楚国。楚国军将果然大怒，出兵攻击晋军。结果等待楚军的，是集结在城濮的宋、齐、秦、晋四国的联合部队，楚军自然大败。

因为城濮一战，晋文公一跃成为国际明星。他知道周王朝的价值，就把从战争俘获的楚国俘虏献给周王，还派了一百辆由四匹披着战甲的马拉的战车，和步兵千人前去助威。周天子则投桃报李，派了王子虎给晋文公加封了“伯”的名号，也就是在五等爵位上再升了一级，同时还赐了包括专车在内一大堆礼物给他。晋文公还谦虚，再三推辞，当然最后是一定要叩头接受的了。

《晋本纪》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下面紧接着，是这样一段文字——

周作《晋文侯命》：“王若曰：父义和，丕显文、武，能慎明德，昭登于上，布闻在下，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、武。恤朕身，继予一人永其在位。”于是晋文公称伯。

这段文字，除去开头的“周作《晋文侯命》”，也就是周朝方面发布了一篇题为《晋文侯命》的公告，和最后的一句“于是晋文公称伯”，中间都是引文，引用的，自然是出自周王朝官方的《晋文侯命》。

但是，从唐代开始，就有学者指出，这里的引文，是从儒家经典《尚书》的《文侯之命》一篇里节抄来的，而《尚书》的《文侯之命》，虽然也是周王朝方面赠给晋侯的，接受的一方，却不是晋文公，而是晋文公之前好几代的晋文侯，时间也不是周襄王时期，而是周平王东迁洛邑的时候，两边差一百多年呢。

现在看来，司马迁可能是相信了当时的某种传说，而误引了《尚书》的文字。不过，因为《尚书》里时代背景最晚的一篇，就是这篇《文侯之命》（即使是作为周平王赠晋文侯的作品也是如此），那么司马迁的这一误引，反映的应该是西汉学界对于《尚书》下限晚于平王时期的一种流行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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